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实事求是风范永存
——关于李先念同志参与领导财经工作的一些回忆
段云　李成瑞　武博山　蒋冠庄　黄达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志离开我们而去了。这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们这些曾经长期在先念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们更感到无比的悲痛，引起无限的怀念。他那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了祖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几十年如一日，不畏险阻、百折不挠、坚持真理、奋斗不息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他那坦率直爽、诚恳宽厚、平易亲切的待人态度和音容笑貌，特别是他那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一
从1954年起，先念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并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财贸办公室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协助总理管理财政、银行、粮食、商业、外贸、物价等方面的工作。财贸工作在社会再生产中属于分配和交换这样的中间环节。我们在工作中深刻体会到，先念同志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作为我国财经工作的一位领导者，从来不是就财贸论财贸，而是从全局观察财贸，从财贸观察全局。他在各种场合反复阐述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他要求财贸部门切实搞好分配和流通，千方百计促进生产的发展，努力满足广大人民消费的需要。财贸工作是生产与消费的交会点，两者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会迅速地集中地在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市场供求上反映出来。先念同志十分注意从财贸动态中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以做好财贸工作，促进生产，服务消费，积极地协调需求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推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全面实现多快好省。
先念同志开始主持财贸工作，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的时候。以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高达相当于七万万两黄金的资金。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积累水平很低，财政收入与建设需要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出路何在呢？“就在于党的有力领导和依靠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全面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于加强工作中的计划性，进一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积累。”（《李先念文选》第167页）他把这些原则具体化为一系列措施。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挖掘潜力，增产节约，保证了建设资金的需要。1954年和1955年都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且略有节余，支持了信贷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顺利发展。
在五年计划前三年财政经济的大好形势下，1956年出现了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倾向，表现为“三管齐下”，即基本建设规模、职工工资总额和农业贷款三方面同时增长过快，造成财政出现赤字、信贷出现差额，使这一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若干问题。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及时发现这一问题，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要求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先念同志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方针。他在1957年6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国家预算的报告中，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总结了经验，阐述了财政、信贷、物资统一平衡的途径，并提出国家计划和预算的安排，除了注意当年的平衡之外，还要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的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由于发现问题及时，并立即采取对策，问题容易解决，使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批判了反冒进，先念同志也受到了批评。在随后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泛滥开来。先念同志到河南、湖北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将发现的问题报告了毛主席。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前期，先念同志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名议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把预算、信贷、物资的全面情况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目前不仅国家某些物资紧张，国家资金也是紧张的。预算收多于支和有大量资金可用的现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整个国家资金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李先念文选》第246页）真实情况是：财政结余并不存在，国家预算出现了赤字。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张闻天同志到先念同志住处了解有关情况，先念同志把情况和数字告诉了他。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同志发动了错误的批判，先念同志也被批评为“思想右倾”，并被指责“为张闻天提供‘炮弹’”。尽管如此，先念同志在会后还是为消除虚假结余、堵塞资金和物资漏洞、减少混乱现象，埋头做了不少工作。
1960年冬，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真正下大力调整，是在1962年刘少奇听取财政部的汇报，进一步分析“大跃进”几年财政上“假结余、真赤字”之后。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著名的“西楼会议”。接着，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小礼堂向各部委党组成员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同志和先念同志作了补充报告。会后，由先念同志主持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即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双六条”。“双六条”的实施，充分发挥了财政和银行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力缩短基建战线，动员2000万职工下乡，调整农村政策，大力扶持农业生产，进口粮食，调整重工业，增产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疏通和扩大商品流通。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上下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严重的困难。工农业生产在一度下降之后迅速上升。1963年到1965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5％，不仅恢复了原有水平，而且有了相当的发展，1965年的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载入史册。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苦撑危局，为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解决不时发生的生产停顿、交通中断等等问题耗费了大量心血。他对于当时处于困难条件下的人民生活十分关心，诸如某些农村春荒缺粮、少数民族群众买不到民族用品、市场上轻工业品供应不足等等，他都及时责成有关部门尽力解决（《李先念文选》第295—297页）。
先念同志一贯提倡厉行节约，严格财政管理，努力积累资金，尽可能地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和焦枝铁路的建设；同时大力支持并参与筹划1.7米轧机、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等先进设备的引进。这批设备共值43亿美元，是在50年代引进156项以后的第二批大规模引进。其中大化肥和大化纤的引进，对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和以后，先念同志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1979年3月，陈云同志和先念同志联名上书中央，提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时间，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采纳了上述建议，并正式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先念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在会后具体主持了这次调整工作。当时我国的情况与60年代初不同，所以这次调整也采取了与那次调整不同的做法。这次是有进有退，有上有下，有保有压，而且调整与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的意见，基本建设规模作了必要的压缩。农村改革大见成效，整个国民经济在调整期间持续增长。从1979年到1982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7％，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4％。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就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二
先念同志在长期的财经工作中，努力探索如何使我国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何搞好市场物价、发展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问题。
50年代中期，先念同志根据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负责领导对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4月，他发现由于改造过急过粗，许多私商人员无法维持生活，惶惶不安，农民的某些必需品不容易买到，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也有困难。农民反映：“合作社忙死，农民等死，私商闲死。”针对这些问题，他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加强对商业工作和私商改造工作的领导》的报告，建议在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的情况下，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阵地作必要的退让，让私营零售商和小商小贩继续经营，在此基础上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加以改造；并建议在农村恢复原有的集市，在城市开辟若干市场，让农民进城出卖自己的产品（《李先念文选》第173—187页）。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应该注意充分发挥职工经营的积极性，防止产生‘干不干，二斤半’的思想，躺在国家的身上吃大锅饭。”（《李先念文选》第201—202页）
1956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作了关于财贸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提出了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针对当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不利于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他建议：“把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统一领导和每个企业在业务经营上的独立性结合起来。”“使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计划的完成，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针对当时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对地方的国民经济计划、事业指标和地方财政管得过多过细，过分集中的问题，他建议：“地方作为一级政权，在财政方面应该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权限，应该有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计划下，编制自己的预算，安排自己的事业。”（《李先念文选》第192—200页）这些意见和其他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一起，被吸收到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为了使上述意见落到实处，先念同志于1957年协助陈云同志拟订了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和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由于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这些《规定》未能施行。1964年国民经济状况好转后，他再次提出改进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李先念文选》第292—293页）。
先念同志很重视市场物价问题。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发言，可说是1950年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以来对市场物价问题的基本总结。以后他又多次讲过物价问题。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和轮番涨价，但不是简单地“统一物价”“冻结物价”，农产品价格要保持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合理比价，逐步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工业品价格要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不能用价格保护落后；等等。
市场物价与货币问题密切联系。先念同志很注意抓货币问题。他一贯坚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统一平衡，并注意掌握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市场可供商品、库存商品之间的比例。在60年代初进行经济调整的紧张时期，他每天一上班先看当天的货币流通量简报，还让秘书每天画出货币流通的变动曲线，以便研究发展趋势。当经过几年调整，终于消除了“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投放的后果时，他深有感触地说：票子投放容易回笼难，要使同志们懂得票子的厉害哟！
先念同志主管商业工作，重视发展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度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倾向，一些必要的流通渠道被取消，商业工作被削弱，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良后果。针对这些问题，先念同志代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人们所说的“商业四十条”。其中规定了商业工作的方针，提出了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主要是：坚持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副产品收购合同制度，改进国营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恢复供销合作社和合作商店，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等。1978年，他在《重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讲话中，论述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做好财贸工作的重要意义。
先念同志长期抓对外贸易工作。他常常讲：自力更生为主，决不排斥争取外援和互通有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困难情况下，他还抓住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的有利时机，针对当时闭关自守的倾向，作了《对外贸易应有较大的发展》的讲话（《李先念文选》第302页）。他主张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把外贸搞活，特别重视增加出口货源，加强出口商品的收购，并采用外汇分成等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先念同志在1987年对外宾的几次谈话中，着重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和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他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他指出，改革开放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商品经济总体上要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中要允许一部分多劳、好劳的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决不能听任两极分化。改革要从总体上放权，但也不能什么都放，要避免基建、消费、物价等失控。他还指出，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不可分的。要坚持自力更生，并注意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时要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三
先念同志给我们教益最深的，是他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实际相结合。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1年，他在湖北省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过：“中国的经济工作，一定要注意采取中国的办法。我们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新办法要采用，老办法也要采用，新办法和老办法可以结合起来。我们国家，劳动力多，地区广大，物产丰富，要大大利用这些优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把经济工作做好。等待不对，只有前进才有出路。”（《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第21页）50年代初，他从湖北调到中央，从领导一个地方的全面工作到领导全国的财贸工作，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复杂的任务。那时他常常谦逊地说：“就我个人来说，财政工作经验很少，可以说是个外行。”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地掌握了这一方面的大量知识。他不断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成为一位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者。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目前，以邓小平同志今年年初巡视南方发表重要讲话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大胆试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有一个质量高、效益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较高的发展速度。我们要认真学习先念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在党的领导下，紧密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勇前进。